对话语录：

　　知识分子你给他一个自由的氛围，让他自由发挥，最大限度地表扬他们的表现就够了

　　智者是远离麻烦的人，聪明的人遇到麻烦解决麻烦，愚蠢的人没有麻烦找麻烦，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实际上是笨的人

　　中层管理者，为了让他们留下来，我就编了一个又一个具有诱惑力的理想，我估计马云现在每天也在家编造理想呢

　　我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游记作家，一边旅游，一边写作，我挺喜欢这样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我能写得很好 

 

俞敏洪（国际航空报 沈铁摄影）

　　理智与激情成就新东方

　　本报记者：你曾经讲新东方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你不断放弃的过程，为什么这样说？

　　俞敏洪：最初，新东方百分百是我的，96年我到国外把这些朋友请回来，我把新东方一分为五，我自己的收入立刻就降低了，但新东方做大后，我的收入又提高了。刚开始大家分块负责，我放弃了很多板块，但他们不回来，我一个人也做不大，后来新东方内部调整，又把股份分出去。新东方上市前一年，依然有人不相信新东方的业绩，要卖，新东方买回了8%的股份，新东方一上市，现在这些股权是10个亿的市值。由于他们不愿意冒险不愿意放弃的行为，让他们丢了10个亿，所以企业领导放弃与不放弃之间区别很大。其次就是我对自己生活的放弃，新东方发展越大，我越不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本报记者：在新东方进修过的人都很留恋在这里的时光，也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我很想知道这里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了那么多人到这里来学习和工作？

　　俞敏洪：我想是因为新东方把课上得比较愉快，而且我们鼓励学生努力奋斗，大家听了以后很受鼓舞，不仅仅局限于教外语。

　　对于老师的管理，我想，首先要用对人。人是有自己位置的，哪个人在哪个位置要有个判断。其次要满足人的需求，给他多少钱才能留住他，我始终认为一个能干的用对的人创造的价值是一个不能干的人的5到10倍，所以，如果这个人用对了，就至少给他1倍以上的工资。我的CFO进来的时候，我答应给他股权，干了不到4个月，我就知道这个人我至少要留他3-5年。我向董事会申请，给他加了一倍的股权，董事会认为太高了，我说不高，只要他在，新东方一定会顺利上市，上市以后，股票也一定不会大波动。结果后来这两个说法全部实现。

　　其次要精神上愉快。新东方开正式会议，半小时就布置完工作了，然后就开始讲笑话，大家特别开心，一旦干活，每个人都很拼命。所以我是一种宽松的管理方式，如果你象看贼似的，看着他们到底干不干活，这个企业就完了。对于基层员工倒是可以打卡，对那些需要创造力的员工，你就放手让他们去干，告诉他们我就要这个目标，目标完成了，你在家睡觉我也不管你，肯定给你发全工资，这样大家互相没有紧张情绪，心情就比较愉快。所以在新东方干活大部分人心情愉快。

　　本报记者：新东方的激情四溢与你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吗？

　　俞敏洪：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有激情的一面，也有很冷静的时候，我用激情做了梦想，用冷静做了新东方。北大的人一般不脚踏实地，我在做新东方的时候还比较理智，因为做一个企业不理智不行，但新东方恰恰又是一个承载着梦想的企业，没有激情也不行。

　　本报记者：应该说，在你的团队里很多人都相当优秀，且个性突出，你说自己没办法跟他们比，那么你有什么好办法把他们凝聚在身边？

　　俞敏洪：承认他们的优点，知识分子越牛，互相之间越不相容，我创造一个他们能够相容而且我能容他们的环境就行了，知识分子你给他一个自由的氛围，让他自由发挥，最大限度地表扬他们的表现就够了。他们更注重精神自由。

　　本报记者：人们经常会说起新东方的内部争斗，具体是怎样的状况？在新东方这样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氛围里，大家仍然会争名夺利吗？

　　俞敏洪：随着企业的发展，利益和权利的重新分配，一定会引起争斗，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中间会出现争斗，出现争权夺利的事情，关键是你如何把它回归到一种秩序状态，新东方回归到秩序状态以后就算做成功了。

　　人文情怀和争名夺利一点都不矛盾，除非你是耶稣或释迦摩尼，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自然不需要争权夺利，否则任何一个人必然都会出现这个过程，妻子和丈夫天天在一起生活，也是一个争权夺利的过程，只不过或大或小，或重或轻而已。

　　本报记者：新东方现在应该说是处于鼎盛发展阶段，你是否认真梳理过一些潜在的危机？

　　俞敏洪：关键是要在繁荣背后想到什么危机会来临，预先想办法把危机挡住。领导人处理危机的能力并不是说危机出来以后再处理，智者是在危机出来前就要先洞察到，并提前处理掉。因此，智者是远离麻烦的人，聪明的人遇到麻烦解决麻烦，愚蠢的人没有麻烦找麻烦，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实际上是笨的人。

　　我的影响力来自于大学生

　　本报记者：你刚刚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排名第8位，你认为自己的影响力体现在哪里？

　　俞敏洪：没什么影响力，我连我老婆都影响不了，还能影响谁，我不知道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或者是符合自己价值体系的事情。可能我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大一点吧，对企业的影响力来自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是新东方作为教育机构，上市了，他们觉得好奇。

　　本报记者：你曾经就读北大，就职北大，人生的第一个处分也来自于北大。你曾经说在北大头顶上总有一片乌云，但下雨天还会开车在未名湖坐很长时间。北大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北大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我没有经历在北大的挫折和自卑，我今天就不会有这么稳定的自信状态。如果不是北大的文化氛围，也没有我今天的这种理念，也不会成功创建新东方。所以走过风风雨雨，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我的精神生命，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你说自己性格中呈现一种内向与外向的分裂特征，那么这种性格特质在管理企业时具备什么优势和劣势？

　　俞敏洪：优势是想事情会从几个方面去想，不会很冲动，也不会闷在那不动；劣势呢，容易优柔寡断，尤其是处理人事方面，我非常优柔寡断。

　　本报记者：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你都能做出正确判断，这种经验和能力来自于哪里？

　　俞敏洪：我对危机的判断力和处理的果断力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能力有时候是一种常识，有时候是通过很多小事慢慢积累，经验不断增加的结果。而且很多时候是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还小，什么也不懂的时候，就被教育成了，比如我父母都非常善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另外，一个领导做决策不可能一辈子都是正确的，但错误不要伤筋动骨，大方向大战略不能错。任何一个企业每时每刻都在面临着一个个大的决策方针，比如新东方上市以后，坚持做外语的同时往什么方向发展，怎么拓展新的业务是非常重要的。2002年，我提出新东方开始做少儿英语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大家认为我们的出国考试、国内考试两大块已经做得很好了，只要把它再做好做精就行，少儿英语谁都没有经验。但我说少儿英语一定要做，因为我个人感觉少儿英语在未来的几年会成为新东方一个重大的项目，结果现在少儿英语占新东方总收入的30%多。如果没有少儿英语，新东方根本就上不了市，因为出国考试随着签证政策的变化会有变化，但中国的父母不管签证政策怎么变，孩子学英语的热情不会变，这样就形成了新东方收入的稳定性。所以在企业创业期间，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一定能体现出来，如果错了，就像带领一批羊走到了悬崖峭壁，否则就可以把它们带到阳光灿烂的草原。
被新东方上市套住

　　本报记者：你曾经说后悔上市，因为它让你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怎么调节自己？

　　俞敏洪：因为真正上市以后，整个新东方只有我一个人被锁定，其他人三个月锁定期一过，把股票卖完，没准都跑掉了，结果就剩下我了，每个月拿几万块钱，累得半死不活，为什么？投资者只看我是不是跑，如果我要跑了，投资者会让新东方的股票变成0，所以我不敢跑，我被套住了。剩下的中层管理者，为了让他们留下来，我就编了一个又一个具有诱惑力的理想，我估计马云现在每天也在家编造理想呢，因为他们公司也造就了很多富翁。这对我是一个挑战，对新东方也是一个挑战。

　　本报记者：潘石屹曾经说SOHO中国上市后，身价到100多个亿的时候，有2个星期想不清楚自己是谁，据说后来他请教了智者。新东方上市时，你否有这种感觉？

　　俞敏洪：我没有这种感觉，只是觉得新东方上市以后管理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后面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我的股票换成现金以后，要去做什么。至于说我还是我，不需要人来告诉我我是谁，所以我不会突然迷失掉。我觉得潘石屹也不至于这样，只是对媒体这样说而已，是秀的一种方式吧。

　　本报记者：那你怎么看待财富？

　　俞敏洪： 钱越多越糟糕，但在一定前提之下不糟糕，比如你有钱买房买车不糟糕、有钱为自己一辈子的旅游做打算不糟糕，为将来的养老做打算不糟糕，超出这个前提之外，如果人生没有目标和方向，钱越多越糟糕。

　　不喜欢做教育家更喜欢做游记作家

　　本报记者：目前，国内教育界存在很多问题，诸如择校问题、收费问题等等，而像北大这样的名校也经常会出现一些人事纷争。你如何看待目前国内教育界存在的问题？

　　俞敏洪：中国教育体制肯定需要改革，往哪个方向改大家还在讨论，不是一下子能够改过来的，我也只能说说而已。

　　人事纷争是很正常的，关键是领导起到的作用，担当的角色和他的心态，有的人事纷争是因为领导心胸狭窄产生的，领导一定要心胸开阔，敢于承认错误。这个对我来说问题不大，因为我善于承认错误，如果我不承认，就可以被我的高层管理人员骂上很长时间，我还不如赶紧承认了算了，他们就没得骂了。新东方的元老从来不把我当领导，坏处呢，新东方结构调整管理的难度增加，好处呢，因为有人敢骂我，我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因为这帮人都是我大学的朋友哥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算丢面子。然后我发现向下属承认错误也不丢面子。有一次，我骂一个员工，凶了一点，伤他自尊了，第二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就给他发了一个邮件，向他道了歉。这个员工感动的不得了。我们要勇于承认错误。

　　如果你尊重员工的话，大家就会尊重你，新东方所有员工在我心里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获得的最大的荣誉是新东方的人都比较喜欢我，喜欢中带着尊重。

　　本报记者：商人和教育家是可以改造世界的人，而你把这两种身份统一了起来。是否想过，若干年后，历史应该给予你怎样的记录或者评价？

　　俞敏洪：这个从来不敢想，而且，就现在这个状态，我在教育界不会留下什么名声。新东方会在中国留学史上留下一笔，但在教育界我不会留下什么，因为我本质不是个教育家，我也没有完整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如果一定要留的话，可能就一句话，中国第一家把教育产业带上市的企业家，而这是好是坏，要过几十年后才能有定论。我也不希望以教育家的身份留在这个世界上。

　　本报记者：那你希望自己是什么身份？

　　俞敏洪：其实什么身份都不需要，只要自己过得快乐就行了。如果真想留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游记作家，一边旅游，一边写作，我挺喜欢这样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我能写得很好，能够把每天遇到的事情用真情实感的方式写出来。大家可能会喜欢读，我自己也很喜欢，把这些东西当成生命的一部分保留下来。

　　本报记者：新东方目前已经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你将来要创建的大学，这将是一个系统的教育体系，是否考虑过将培养一批有新东方烙印的学生对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俞敏洪：这个随缘吧。每个大学，像北大、清华、人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培养人才，我就算做到顶级私立大学，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而已。你不能期待你的学生变成什么样，只能期待我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标准当下把他们教好。至于他们未来变成什么样，是不可预料的，而且你教的价值观再好，可能随着未来生活的现实情况的变化，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改变。汪精卫在最初的时候，是勇敢刺伤袁世凯的那个人，后来不也变成卖国贼了吗？

　　生活的本质是快乐

　　本报记者：你从顶着寒风贴小广告到拥有2亿美元身价，用了13年。你觉得这13年是长还是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什么？

　　俞敏洪：无所谓长短，时间是一个没有限制的东西，做到2亿美元不是衡量你时间长短的一个标准，全中国用了13年从身无分文到亿万富翁的人也不是很多，但这个标准也不意味着你就成功了。我觉得衡量的标准是13年你过得是不是愉快，是不是值得，如果不愉快，就别过这种生活了，如果觉得还值得，就继续过下去，反正你不做事会变老，做事也同样会变老。

　　至于这期间经历的事情会有一点点记忆，那些辛苦回过头来看也挺值得的，13年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非要说的话，比较痛苦的时期就是新东方股权改造的那段时间，重新界定利益和权利的那段时间，大家比较辛苦。

　　世界上做成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全身心热爱自己做的事情，否则他一定半途而废。对我个人来说，我一定是全身心在做新东方，就像沃尔玛的总裁一辈子都开着自己的小飞机在全世界每个店飞来飞去，看到商品都恨不得去亲吻一下，他对每个商品都充满感情，你说他能不把每个商品卖得像艺术品一样吗？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做的最为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俞敏洪：最得意得是把新东方做成了，最困难的阶段是新东方股权结构调整阶段。

　　本报记者：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你的理想状态？

　　俞敏洪：不全是，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做私立大学的原因。我要把它做成一个人文学院，基本上是文科的，希望能招到中国顶级的孩子们来上学。

　　本报记者：作为企业家，你心目中欣赏的企业家是什么类型？

　　俞敏洪：我觉得踏踏实实，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做事情的企业家就是好企业家，没有具体的名单。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问,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俞敏洪：恐惧谈不上，恐惧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理想是中国社会更好一点。我们这代人属于忧国忧民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