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最基本的经验非思想解放莫属，而思想解放的核心就是牢牢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理念。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30年来，任何一项重大改革几乎都是以争论开始，以改革——总结——再改革为进程，以不争论为原则。
同 样，在建立法治社会这个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上，也必须尊重实践第一的原则，以实践作为检验立法合理性的惟一正确标准。不管立法的过程是多么的完善，立法的理念是多么的先进，一个法律的合理性事先是很难判断的，它必须由执法、司法、审判这一完整的法治过程以及该立法对经济社会的实际影响来检验。它是否达到了最初立法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还要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判断。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对于目前争议较大的《劳动合同法》，理念性的讨论和评判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及时观察和总结其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要关注基层经济体在执行中可能产生的条文性而非实质性执行的现象，通过实践的反馈对该法进行检验、修改和完善。
实施《劳动合同法》的
三种可能情形
记者：2007年6月26日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了，一时争论纷纭。对此您有何看法？
李稻葵：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发点非常清楚，即缓解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其一，一些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保证，没有获得“体面劳动”的基本保障。这既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也阻碍了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长远看削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其二，由于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力，人为地压低了用工成本，导致中国在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了短期的、不合理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国际竞争力是建立在低工资、低劳动保护的前提下，它难以维持，也是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
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引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合同法》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可以有效地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同时推动企业合理用工和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过于超前，一些具体的规定过于生硬，对于劳动者的保护规定得较死，限制了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使用劳动力的自由度，从而将削弱中国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记者：那么，《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到底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李稻葵：可以预计，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里，有三种可能的后果出现。
第一种可能的后果是《劳动合同法》不仅得到了实质性的执行，而且执法的后果基本与立法目标一致：既保护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又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改善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第二种可能的情形是《劳动合同法》仅仅停留于条文性的执行，而非实质性执行，即，一些重要的条文在现实中尽管得到了按字面理解的执行，但用工企业通过变通的方式化解了有关条文的实际约束力，因此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比较有限，这意味着立法的目的和精神没有完全达到。
第三种可能的情形是《劳动合同法》得到了实质性的执行，但执行的后果与立法的初衷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大规模签订制定以后，对相当多的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使社会用工成本有较大上升，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导致了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和中国新创造就业数量的下降，造成了老的企业比较大规模的裁减职工，对整体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仔细研究《劳动合同法》的条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中企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以上三种情形中，第一、二种最可能出现，第三种出现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也就是说，《劳动合同法》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大规模的下滑。究其原因，要从法律条文的本质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来分析。
法律的总结与修订
记者：这次的《劳动合同法》在很多条文上相对具体，这是否有利于新《劳动合同法》得到实质性的执行，而且执法的后果基本与立法目标相一致？
李稻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产权理论的鼻祖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从经济学的角度系统研究过法律的基本特性。他反复强调，任何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是完备的，同理，任何合同也不可能是完备的。也就是说，任何的法律条文都会留下事后在执行过程中讨价还价和灵活变通的可能性，因此，实际控制权往往比书面的合同条文更重要。这次的《劳动合同法》尽管在很多条文上相对具体，尤其是和我国一些其他法律如《中小企业促进法》相比，条款是相当地具体，但它依然给具体执行的自由度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以这个法律中备受关注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例，通常的理解是，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必须给职工这样的合同，而且一旦签订这样的合同，企业不能解雇职工。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劳动合同法》实际上给出了企业解雇无固定期限职工的一些条件，包括职工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也包括企业发生了经营转向的情况。
再比如说，对于劳动派遣公司，该法律没有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这就为一些劳动密集性企业留下了一定的灵活用工的空间。此类企业可以与劳动派遣企业签订用工合同；而劳动派遣企业既可以签订非连续的两年以下的短期合同，也可以对雇佣两年以上的工人赋予当地的最低工资。事实上，劳务派遣公司有可能起到最终用工企业与地方政府福利救济部门之间桥梁的作用：有工作的工人得到企业的工资福利，暂时没有工作的工人(此类工人的家庭本来就是低保的对象)得到劳务派遣公司的最低工资，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降低当地企业用工成本，非常有可能出资补助劳动派遣公司，同时由此也完成了当地的低保家庭救济工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合同法》对于用工的报酬既不可能也没有做出比较具体的规定，仅提出了集体协商或同工同酬的原则，这就为企业的具体操作留下了灵活度。比如对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职工，企业可以按比较低的固定工资签约，而大部分的用工报酬以奖金的形式出现；当企业出现经营不善时，奖金可以大幅度下降，这也就化解了固定期限合同所造成的高成本，当然也没有起到保护劳工权益的作用。
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合同法》规定，县级地方政府负责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与监督管理。用奥利弗•哈特产权理论的术语来说，地方政府是最终控制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所有者。由于上述原因，劳动合同一定是不完备的，这就意味着最终控制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所有者的作用极大。那么，地方政府的兴趣和利益何在呢？比较明显地，还是招商引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其偏向性将是非常明显的。
总之，《劳动合同法》的执行不大可能出现像许多分析家预测的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其原因是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条文执行而非实质性执行。
记者：如果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条文执行而非实质性执行的情形，应该如何回应呢？
李稻葵：一种非常普遍的对策是加大执行力度，投入更多宣传和行政资源，促进该法的执行。这样的对策不一定是最为合理的，因为必须看到非实质性执行的背后深层原因，那一定是贯彻该法蕴含很大的社会成本，而地方政府—企业—职工三方不愿共同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宁可采取非实质性执行这一相对成本较低的方式作为最佳对策。
如果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非实质性执行的情形，应该是本着尊重执法实践的态度，认真总结法律条文在执行中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著名法学家李曙光教授最近指出，必须尊重实践对法律的批评。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仔细修改相关的条文，使其更具有执行的可行性，更好地实现立法的根本目标。
中国正在走向法治化的道路，法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归宿。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不可能是平稳顺利的，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也不可能是完美设计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有其重要的现实问题背景，同时它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与其对于一部新法进行理念上的评判，倒不如本着法制的精神尊重立法，不断地观察和总结法律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基层经济体在执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扭曲，通过执行实践的反馈及不断积累，让实践去评判立法的合理性，形成修改法律的素材，从而修改相关的法律，达到以立法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最高使命。这也许应该是我们对待《劳动合同法》的理性态度。

来源《中国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