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破解工资上涨两难
破解工资上涨两难
政府应采取必要手段，为企业调整赢取时间，但超过适度范围的保护又会损害创新所必需的创造性破坏机制。通过公共政策改革，同时取得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平缓工资上涨速度两个效果，是破解上述两难处境的不二法门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可以预期的那样，自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非熟练劳动力短缺从而工资率上涨现象从未消失，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并于2010年开始负增长，我们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宽松劳动力市场。
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正如刘易斯转折点这个概念所揭示，这一特殊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最大的特征是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速度更快。
根据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市场供求信息计算的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亦称求人倍率)，不仅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强劲，还能看到低端劳动者(如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求职者)，比高端劳动者(大学毕业求职者)的就业形势更加乐观(图1)。
一般来说，正如奥肯定律所描述的那样，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宏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即经济增长率提高(下降)会降低(提高)失业率。
严格地说，这里讲的增长率水平变化，应该是指GDP的实际增长率偏离于潜在增长率的程度，或增长缺口水平，而失业率是指实际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程度，或周期性失业率。
简单地说，中国几年来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所以没有发生周期性失业现象，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强劲这一表象背后的隐含意义。
2004年，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保持潜在增长率固然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依靠资本形成贡献的扩大。
但是，到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必然导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潜在增长率明显降低。这时，如果继续依靠资本形成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使实际增长率向上偏离潜在增长率。
2005年以来，除了2008年和2009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两年，在其他年份，中国的实际增长率都是快于潜在增长率的。这四年增长率缺口的算数平均值，即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的幅度为1.4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势，倾向于使得实际调查失业率非常低，甚至可能低于自然失业率。
固然，由于我们不能得到关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数字，实际检验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过，根据目前可以获得的信息，我们不妨做一点与此相关的粗略估算。
根据有关学者的估计，城镇自然(即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率为4%－4.1%，而现实中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的水平。由于登记失业率通常并不把农民工纳入统计范围，说明如果单纯看城镇本地劳动者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周期性失业现象。
然而，既然农民工已经占到全部城镇就业的三分之一强，所以，一旦把他们纳入考虑的话，城镇实际失业率将有所不同。
已有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失业率大大低于城镇本地劳动者。例如，根据我们2010年在六个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失业率，城镇本地劳动者为4.72%，农民工则仅为0.73%。另外根据估算，2011年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35.2%(城镇本地职工占64.8%)，以此作为权重，计算得出的全口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3.32%，显著低于自然失业率。
劳动生产率的制约
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实际失业水平，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劳动力市场强劲势头，导致工资水平迅速上涨，甚至那些本来在劳动力市场上会遭遇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的群体，只要不挑剔，也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就业岗位，并且从工资上涨中获益。
以农民工工资为例，2003年－2012年期间，实际增长率达到12%，2011年更高达21.2%，2012年在GDP增速降到7.8%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照样增长了11.8%。
工资上涨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绝非越快越好。合理的界限是，工资上涨速度不应该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理论上说，劳动生产率提高(既可以表达为每个劳动者的产出水平的增加，也可以表达为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的作用，就是抵消劳动力短缺和成本提高对企业造成的压力。
即使中国经济在经历转折点之后，遇到了劳动力供给瓶颈，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按照一定的速度和幅度提高，就足以弥补劳动力不足所造成的生产能力下降，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虽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在国际比较中颇为不凡，由于劳动力短缺现象太过突出，工资上涨速度有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趋势。
首先可以观察农民工工资与GDP之间的你追我赶。2003年－2012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0.5%，已经慢于工资上涨速度。而在2009年－2012年，农民工工资的年增长率是17.4%，GDP增长率仅为9.2%。
还可以引用一项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直接进行工资上涨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对比。
该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尽管很快，仍然没有赶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工资上涨的速度。
如果计算一个综合了工资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因素，从而可以反映制造业竞争力的指标——单位劳动力成本，可以看到，2004年－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名义小时工资提高了72.7%，快于小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48.8%)，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了16.1%。
我们希望看到，在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的情况下，那些生产率提高低于平均水平，因而在工资增长中竞争力逐渐减弱的企业，难以继续生存，整个经济经过优胜劣汰而实现升级。
整体而言，工资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制造业比较优势使竞争力的下降速度过快，过多的企业面临困境甚至猝死，投资和企业大规模外迁，就会形成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休克疗法，反而不利于顺利转型。
工资上涨过犹不及
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一度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同时，普通劳动者工资提高速度很快，教育回报率相应降低。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不解就业困难的愁滋味，常常在初中毕业之后不愿意升学，在岗位之间频繁跳槽，也意味着放弃了许多在职培训的机会。更有甚者，许多农村青少年甚至未完成义务教育就急于外出打工。
例如，根据国家审计署审计调查重点核实的52个县1155所学校情况，我们可以大体推算出，2011年与2006年相比，农村初中辍学率提高了1.6倍。因此，值得警惕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这个黄金时光并不会延续长久。那些人力资本不能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对技能需求的农民工，不久之后就会遇到结构性失业的困扰。
从2011年看，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这个人力资本状况使他们恰好适应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有9.1年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9.6年的受教育年限)。
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趋势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按照岗位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即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岗位10.4年，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岗位13.3年。显而易见，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
针对结构性就业困难，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就业促进作用，帮助劳动力市场减少摩擦，提高人力资源的供求匹配水平，自然是责无旁贷的。不过，必要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需要保持一定的自然失业率，以引导未来的劳动者，顺应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变化的要求，接受尽可能多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各种类型的培训。
既然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所导致，对此我们是否应该坦然接受呢？
如果工资上涨的确是劳动力市场无障碍作用的结果，而工资的提高既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又能够扩大消费需求，我们当然应该举双手欢迎。问题在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制度性障碍，工资的提高需要承载这种制度性成本，工资决定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扭曲性。
实际上，在决定21世纪中国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的效用函数中，并不仅仅包含托达罗式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而是包含一个内容甚为广泛的城乡预期福利差距。
这个预期福利包括工资及其他工作待遇、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诸如子女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在内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在依据户籍身份而差别性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福利体制下，农民工迁移决策中的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等效用得不到满足，归根结底要从工资水平中得到抵偿。
因没有城市户口和长期居住预期，一般来说，城市中的农民工往往在较年轻的时候便离开城市返回乡村，他们的预期终身工作时间被人为缩短，劳动参与率也较低。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1年，在包括了很多返乡者在内的本乡镇就业农民工中，有60.4%年龄在40岁以上，而在离开本乡镇外出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仅占18.2%。这样，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中，往往倾向于包含一种与此相关的补偿。
由此可见，不稳定的就业和居住预期，以及缺失的基本公共服务，至少要部分地由企业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农民工。
如果政府一视同仁地向农民工提供均等的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决定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均衡点可以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达到，工资上涨速度本来可以更加平缓一些，许多企业可以赢得调整的时间，整体上则可以避免产业结构调整的休克疗法。
也就是说，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可以起到与工资上涨相同的效果，保持非农产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引力。
呼唤公共政策改革
在存在劳动力配置的制度性障碍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信号也不可避免遭到扭曲，这时的工资上涨未必能够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一致。旨在清除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公共政策改革，可以在使劳动者继续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获益的同时，达到缓解脱离劳动生产率约束的工资上涨的目的。
均等化公共服务供给替代工资上涨从而扩大劳动力供给的效应，可以集中表现在关于提高潜在增长率两条路径的模拟之中。
对中国经济的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在2011年－2020年期间，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期间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如果在同一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时期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在图2中，我们显示这两项调整可以产生的叠加性增长效应。
在这个模拟中，能够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效果的两个变化，即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和劳动参与率的逐年提高，都可以通过以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达到。
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其实也是矫正劳动力市场，让工资上涨得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互适应的途径。也就是说，享受更充分的社会保障，有同样的权利被最低生活保障覆盖，得到同等的各级各类受教育机会，可以在农民工迁移决策的效用函数天平上，加上至少与工资上涨相同分量的砝码。
目前在城市就业的1.63亿农民工，因没有城市户口和不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而被抑制的劳动参与率，只有通过使他们获得名副其实的市民身份，才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由此而得以扩大的劳动力供给，可以产生一个延续人口红利、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效应。
更加充分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可以像工资的不断上涨一样，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强烈的吸引力，从而推动劳动力资源在产业之间继续获得优化配置，以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填补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后的增长缺口。
在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都到来的情况下，政府诚心诚意地希望对陷入困境的企业施以援手。
这时，便产生了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政府的确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手段，为企业面对新情况的调整赢取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超过适度范围的保护又会损害创新所必需的创造性破坏机制。
于是，通过公共政策改革，同时取得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平缓工资上涨速度两个效果，正是破解上述两难处境的不二法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